​　　清晨5时，贫困户高官新已摘好两桶香菇，准备拿到镇上卖。两个月前，他的香菇大棚还是竹鼠仓，里面养了260只竹鼠，一年能赚5万元。如今，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层叠摆满了2500支香菇菌棒。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出台最严“禁野令”，蛇、竹鼠、豪猪等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不能杀不能卖”。

　　广东是“野味”大省，野生动物养殖户数量庞大，其中不乏贫困户。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全省共有231个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扶贫产业项目受到影响，涉及贫困户约1105户4000余人，估算经济损失3600万元。

　　3月，河源、肇庆等市相继出台政策帮助贫困户转产，确保他们如期脱贫。3月底，两地贫困户全部实现转产。他们的探索有借鉴意义。

　　高官新转产香菇成了，日产50斤香菇

　　转产一月有余，南方日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有的产业已渐入正轨，但也有的面临短期资金紧张、产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和长期销路不稳定等挑战。

　　怎么办：疫情暴发竹鼠滞销，贫困户借钱度日

　　河源市东源县义和镇曲滩村在东江边上，翠竹茂密，人多田少，不少村民养殖竹鼠。

　　54岁的贫困户高官新也是养鼠人。他和妻子都有慢性病，干不了重活，妻子打零工，他养二三十只竹鼠。

　　2017年，高官新领了扶贫款，又找信用社贷款5万元，逐渐扩养至400只。竹鼠成了他的“钱袋子”，没钱了，就卖几对。2019年，他赚了约4万元，生活渐有起色。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竹鼠售卖按下暂停键，鼠栏封仓，高官新的收入断了。

　　“两个孩子读大专的学费，夫妻俩看病的药钱，盖房子的债，欠银行的贷款……”高官新细数着用钱的地方，连春节都不知道怎么过。无奈之下，他找深圳市贸促会驻村第一书记薛远鹏借了3000元，勉强维系日常花销。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将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禁食范围。

　　政策一出，高官新就迎来了林业部门的核查，对方再次清点竹鼠，要求无害化处理。高官新急得没办法，他怕血本无归。

　　3月，东源县出台针对贫困户特色养殖业的转产补贴方案。

　　有了补贴，高官新同意交出竹鼠，但处理那天，他没忍心去现场，“有些和我的宠物一样，养出感情了。”

　　贫困户们面临选择：一种是继续封栏观望，忍受长期没有收入的煎熬，等待可能的返贫；另一种是放弃存栏动物，尽快转产，直面短期阵痛。在转产补贴的扶持下，他们选择了后者。

　　截至3月底，河源市从事特色养殖的231户贫困户清理了4726只竹鼠、14931斤蛇和200只果子狸等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肇庆435户贫困户的20个特色养殖扶贫项目的存栏动物也全部处理。

　　往哪转：种养、置产、入股，“鸡蛋”分篮子放

　　按照东源县的转产补贴方案，竹鼠成鼠每只补贴150元，中鼠每只80元，幼鼠每只30元，平均下来，约是市场价格的1/3。高官新一共领到了3.8万元的转产金。

　　所幸的是，他在帮扶单位又获得6.5万元，补齐了鼠肉损失。但建鼠仓和买机器的4万多元还是亏了。

　　“养竹鼠有风险，养别的就不亏钱？我折腾不起。”高官新的老婆不敢再搞产业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多，她想把手里的钱攥紧。她成宿睡不着，和老高发脾气，吵着要离婚。

　　高官新养了150只鸡做“积蓄资产”

　　说服不了妻子，高官新只好找薛远鹏出主意。薛远鹏给了他一套分散风险的转产方案：种植香菇日产日销，保证现金流；养150只鸡，周期性出栏获得“积蓄资产”；帮扶单位的补偿金投资基金，有年底分红保底。

　　“钱攥在手里迟早会花完，但种香菇摘了就有钱赚。”几次聊下来，高官新打消了妻子的顾虑。他计划投入2万多元，养2500根菌棒。

　　看到高官新转产的干劲，薛远鹏也愈加上心。他找香菇基地采购了菌棒，又从网上找厂家买来放菇棒的钢架以及降温用的风机和水帘，帮贫困户节约成本。

　　4月11日运回菌棒，12日注水激活，13日冒出菇苗。

　　高官新不懂技术，养的香菇不是长到散瓣，就是不长。他着急，急忙请教技术员学养菇常识：冒芽后长得快，记得勤看勤摘；天热别忘记洒水；摘后分类分价卖……随着学习和摸索，香菇成色越来越好。

　　“转型快、易上手、有市场。”扶贫干部薛远鹏说，找到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转产项目，并不容易。

　　柳城村是河源市最大的竹鼠养殖村，村里的澎崎合作社有15户贫困户加盟，养殖规模超过2000只。“禁野令”出台后，3户贫困户因户制宜地转去酿酒、养牛、养羊，剩下的12户贫困户则跟着合作社转战新的特色养殖产业——塘鲺鱼。

　　“塘鲺鱼长得快，三四个月就能出栏，一年能卖两三批。”合作社带头人陈陆军预计，转产不用半年就能产生收益。虽然没养过鱼，但陈路军了解养殖业行情，他看好塘鲺鱼的市场前景。

　　记者从河源市扶贫办了解到，从事特色养殖的231户贫困户，135户转产养鸡，30户转产种植秀珍菇，15户转产养殖塘鲺鱼，15户入股肉鸽养殖项目，15户转为务工，其余的则是转产投资入股、养羊、养牛、养猪等。

　　钱从哪来：补贴有限，合作社带头人打零工补贴新项目

　　像高官新一样，大部分贫困户领到的政策补贴款，占处理动物市值的三到四成。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帮扶单位来补齐差额。

　　柳城村澎崎合作社失去了约2000只竹鼠，领到的转产补偿金不到20万元。转产的压力落在了合作社带头人陈路军头上，资金紧张，用起来捉襟见肘。他先挖了2亩的水泥塘，在两个小池里投放了一小批塘鲺鱼苗，其他4个小塘还在“养水”。

　　陈路军还没给鱼塘搭棚，每天担心鸟来吃鱼。

　　对于合作社来说，这样的养殖规模太小；但对于陈路军来说，转产金刚够挖塘买苗。他只好动用个人积蓄，多挖了一亩鱼塘。这样下来，合作社的塘鲺鱼年产估算能到2万斤。

　　陈路军拉好了电，还没盖好大棚，每天为水鸟偷鱼担心。为了省钱，他没买鱼饲料，自己学着用豆饼和动物内脏配食料。他还在摸索养鱼技术，每天早晚，他会到池塘边看看变化。

　　还有三个月，首批鱼苗才能出栏。陈路军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白天，他忙着到镇上的家具店做搬运工，来补贴转产开支。

　　合作社规模大，损失也相对较多。如果各方不能谈拢损失份额，有限的补贴便无法分配，让转产陷入停摆。

　　东源县漳溪畲族乡群星村的扶贫产业养蛇合作社原本有3000条蛇，“禁野令”出台后，合作社计划转养8000只鸡。但购入首批2000只鸡后，转产工作便搁置。

　　柳城村的贫困户陈秀平搭起羊圈，准备养15只母羊。

　　合作社成立不到一年，扶贫资金累计投入40万元，产业带头人邹裕仿也投了人力物力。但转产补贴只有20.7万元，这笔钱如何分配？亏掉的几十万元怎么分担？双方前后沟通近20次，却未达成一致，相关补贴也没能下发。

　　对此，深圳文联驻群星村第一书记梁超表示，双方将继续协商，以保证转产工作有序推进。

　　销路在哪：摆摊零售、直播带货拓市场，但隐忧已现

　　日产50斤的香菇，曾让高官新犯难：量太小没人收，自己又不懂零售。

　　扶贫干部薛远鹏想了不少办法；晒蘑菇干卖给干货商；组成“香菇炖鸡”精包装搭配；最后他还买来了直播设备，准备出镜带货……

　　一次机缘巧合反而帮高官新找到了销路。第一周产出的香菇卖相太差，他只好送给邻居吃。结果没过多久，邻居主动上门来买。高官新就摘了两桶到镇上卖，因为菜鲜价低，不到半小时，香菇销售一空。攥着一手零钱，高官新明白“转产成了”。

　　封开县利水村运回了转产香菇。

　　同样是卖香菇，合作社采用“公司 农户”的模式，能轻松解决销路。在肇庆市封开县南丰镇利水村，扶贫产业基地里的1000多条蛇已转产为2.4万个香菇棒。贫困户从香菇公司赊到菇棒，再把香菇卖回给公司，还清欠款后，每斤大约能赚1元钱。

　　并非所有贫困户都销路顺畅，转产同质化又会使贫困户间出现价格内耗。

　　根据河源市公布数据，该市231户特色贫困户中，有135户贫困户转产养鸡。不少农户反映，养鸡技术难度小，转产速度较快，所以很多人选择。一般贫困户大多养100到200只鸡，合作社的养殖规模则有几千只。

　　通过“公司 合作社”的模式，利水村解决了香菇货源和销路

　　“因为疫情，不少养鸡场出现压货，市场供大于求。”养殖户邹裕仿表示，当地将肉鸡分为饲料鸡、果园鸡和走地鸡三档，每只批发价分别在30元、60元和80元左右。档次品种参差不齐，一些“高档鸡”可能要降价处理。

　　有扶贫干部分析，如果市场过剩，贫困户或将降价降档出售，以减少养殖成本和风险。

　　“深圳市场需求量大，但肉鸡需要完善的冷链和检疫，这意味着新的成本负担。”梁超表示，他曾联系深圳的肉菜市场寻求销路，但因条件严格而放弃。

　　“现在鸡苗、鱼苗还没长大，还不到担心销路的时候。”陈路军认为，摸索中会逐渐深入到行业内部，逐渐打开销路。

　　“贫困户转产至常规的养殖行业，会受到饱和市场的排挤，在激烈竞争中亏损的风险较大。”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应协调技术资源和市场力量，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或智库，把服务工作常态化、科学化，帮助农户提高技术、组织渠道、创建品牌、降低风险。

　　无论如何，养殖户们和高官新有同样的看法：只有如愿卖出产品，转产才算成功。

　　【南方日报记者】刘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