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马骐接受采访，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回应网民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

　　记者：马主任，听了张军检察长作的工作报告，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年来检察机关的担当和奉献，非常精彩。今年的报告有哪些特点？

　　马骐：非常感谢您的肯定。大家都知道，去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特别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注定各项工作极不平凡。

　　我作为一名检察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报告不是写出来的，是全国检察人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20余万检察人员都是报告起草人。报告年年做，今年又不同。从文本上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围绕一条主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各领域各环节主动担当尽责。报告就是由自觉担当作为这条主线串起来的。从导语到每个部分的引言，都用“自觉担当作为”来统领。这条主线实际上就是去年最高检党组组织领导全国检察工作的基本思路：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积极主动把党章党规、宪法法律规定的职责落实到位，而不需要时时提醒、督促。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用扬鞭自奋蹄”。

　　二是体现一个主题。“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些年来，检察机关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大局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报告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不仅单独汇报了参与国家治理、助力全面小康的情况，还特别把“检察为民”单列出来，集中汇报检察环节如何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三是彰显“四大检察”。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网友所熟悉。去年5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要求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报告中积极回应，将“四大检察”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报告了一年来落实人大决议的情况。

　　四是融入理念观念。报告不仅汇报做了什么，还注重汇报为什么做，深入阐释理念观念。“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双赢多赢共赢”“一个不放过、一个不凑数”等，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今年的报告又特别强调“少捕慎诉慎押”“降低不该有的维权成本、提高必须有的违法代价”“轻罪不是无罪、更不是无害”“攫取非法利益肆意损害公益的，须令其付出更高代价”，期望这些理念观念与民意同频、与社情共振，融入并引领法治社会建设。

　　五是讲好法治故事。用典型案例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我们报告的一个鲜明特色。好几个案例都用了较大篇幅讲透，特别是不少案例发生在群众身边，法理情融于一体，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记者：报告开篇就讲到，共办理各类案件301万件，同比下降19.4%。检察工作力度加大了，为什么办案数还下降了？

　　马骐：古代药店门口常会挂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我理解，司法工作同理。司法机关办案的最佳效果是什么？是以案止案，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使违法犯罪尽量少发生，最好是“天下无案”。去年检察机关办案总量301万件，同比下降19.4%。但细分起来，其实是“一降一升”。

　　哪些降了呢？检察机关“被动受案”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申诉案件。这些案件侦查机关移送、老百姓来申诉，检察机关才受理，去年同比分别下降30.6%、12.4%和46.1%。这个下降是实实在在的好事。一方面，说明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大局稳定，为依法战疫筑牢了法治防线。看看有的国家，疫情蔓延与社会动荡相互交织，就是反面教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怎么可能迅速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安全？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明显改善。专项斗争不仅扫了黑除了恶，还以此为牵引，集中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去年受理审查起诉刑事案件为近4年最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为近20年最低，人民群众以更充实的安全感步入全面小康。

　　哪些升了呢？检察机关“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诉讼监督案件。这些案件由检察机关主动发现线索、开展监督，去年同比分别上升19.2%和9.6%。这个上升，不是说执法司法机关问题更多了，而是法律监督的要求更严、更实了，检察机关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更有力、更主动了。

　　记者：报告中用了较大篇幅介绍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去年报告专门用了一部分讲检察履职战疫情况。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检察机关的服务保障工作是不是相对就少一些了？

　　马骐：战疫是去年党和国家工作最大的背景之一，也是贯穿检察履职全过程的一项重要任务。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一方面，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涉疫犯罪呈现出不同于疫情初期的新特点。最高检单独或会同公安部，在去年初连续发布十批典型案例基础上，跟进发布4批19件涉及核酸检测造假、制售假疫苗等典型案例，即时指导司法办案，并向社会以案释法。

　　另一方面，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检专门出台“11条意见”，明确针对性检察政策指引，把工作重心调整到服务“六稳”“六保”、助力复工复产上来。

　　记者：您讲到助力复工复产，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没有生产资料，没有销售渠道，能做什么工作？

　　马骐：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党领导下各方面共克时艰凸显我国政治制度优势。检察机关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帮助生产，但我们有司法政策引领，有法律监督履职保障，一样能为经济恢复贡献力量。最高检党组认为，“六稳”“六保”关键是稳企业保就业。去年以来，围绕助力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稳定预期，安全是基本保障。起诉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2.3万人，同比上升2.9%。

　　第二，考虑到民营企业管理模式的特殊性，为了避免办一个案子、垮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特别注意把握司法政策、改进办案方式。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同时，最高检形象化地提出要做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老娘舅”：为守法经营而管、为健康发展而究。我们已在上海浦东、深圳南山等6个基层检察院，试点督促企业合规管理，在作出不捕、不诉决定的同时，要求企业及其负责人承诺并且落实可监管、可检查的整改措施，把管理的漏洞堵上，防止重蹈覆辙，促进企业走上依法经营的正道。

　　第三，组织开展涉企控告申诉专项清理。排查出2.1万件，支持企业合法诉求5519件。

　　第四，持续清理涉企“挂案”。对那些既未撤案又不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的案件，与公安机关共同清理、督办。2019年排查出的2687件“挂案”已督促办结2315件，去年10月起会同公安部再排查督办5088件，让长期处于“负罪”状态的企业放下包袱、放手发展。

　　记者：我注意到，报告中总结了检察机关参与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在2020年回顾中讲三年的工作，有何考虑？

　　马骐：去年是党中央部署的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年。作为专项斗争的重要参与者，检察机关交出了一份扫黑除恶的“检察答卷”。回顾三年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通过检察这个局部，看到专项斗争的整体成效。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的这场专项斗争，惩治力度更大、办案质量更好、“打伞破网”更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最深得民心的大事之一。

　　为什么说惩治力度更大呢？三年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4.9万人，提起公诉23万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万人，是前三年的11.9倍，足见力度之大。

　　办案质量更好体现在哪里？这次专项斗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开展的，检察机关在专项斗争初始就明确提出“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记者：报告中特别强调坚持不懈服务基层、打牢基础。请问最高检在加强基层建设方面采取了哪些新的措施？

　　马骐：这里特别介绍两项举措。第一项：建档管理、精准帮扶。我们要求省、市级检察院对辖区内基层检察院建档管理，对落后基层检察院逐一专门剖析、针对性指导。上级检察院班子成员对口联系相对滞后基层检察院，检察长联系工作难度最大的，促使其发生看得见的变化，连续两年无改观的报最高检统筹解决。截至目前，共确定了工作滞后基层检察院129个，正在有序开展精准帮扶。

　　第二项：交流共建、互派锻炼。我们全面推开东中西部检察院结对共建，健全跨市、县检察人员互派交流机制，共同推动基层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深化跨区域互派检察人员挂职交流机制，不仅东西部基层院之间，省内、市内经济发展和检察工作存在明显差异的基层院之间也要有序安排干部交流，促进提升基层建设水平。